<他儿子来公司求职，我递上那张纸>

我靠在总裁椅上，看着眼前这位穿着得体的年轻人。韩博文，二十六岁，清华硕士，简历光鲜得像画出来的。他恭敬地把资料放到我面前，说明来面试项目经理。 我没有接过那份简历，而是从抽屉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，推到桌上。那纸背面歪歪扭扭写着几句字：“不怪他。还给韩政。” 韩博文低头一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 “这……这是我爷爷写的字？” 我盯着他的眼睛：“回去问问你爸，你外婆去世那天，你爸在我妈面前下的那个誓，还记不记得？” 他开始颤抖，抓着资料袋的手都在抖。

那年我十五岁，父亲被确诊肝癌。县里的医院凑不齐条件，医生说必须去省城动手术，总共要三十万。三十万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。家里连房子和地加起来也不到五万。母亲翻遍了存折，四处借钱，亲戚能凑的都凑了——大姑拿了八百，三叔给一千二，大伯母卖了两头猪，村里人借了五千。离那笔钱仍差得远。

父亲躺在里屋，夜里疼得翻来覆去。母亲在灶前一个劲往炉里添柴，眼睛红肿。父亲说：“别治了，别拖累你们。”母亲咬着嘴唇，没回话。正是那时，我舅舅韩政来了，穿着灰夹克，手里夹着个黑皮包，坐下后说他认识个在省城做建材生意的老板，能把钱投资翻倍。他说只要把二十万交给他，一个月后就能变成四十万，保证拿回来给父亲做手术。为证明诚意，他掏出两千块，说是先给父亲买营养品。

母亲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把存折交了给他，手在发抖。我还记得他起身那刻拍拍我的脑袋，说等舅回来给我带好吃的。我看着他离开，心底有一股不安。三个月后他没有回来，半年后我们去他租的屋子找人，房东说人早跑了，门锁换了。母亲在楼道里瘫坐，哭不出声。

父亲的病拖到了第七个月，他没有撑过去。临终前他瘦骨嶙峋，握着母亲的手，微弱地说：“别怪你舅……他也是想帮我……”说完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病危通知书，用打火机烧了。后来母亲在那张纸的背面发现了他用铅笔写下的字：“不怪他。还给韩政。”她把那句话揣在怀里，带着这份念想活了很多年。

父亲死后三年，母亲也因操劳和愁苦病倒去世。她白天做钟点工，晚上接点手工活，眼睛常年熬红，手上布满茧。她从未抱怨舅舅，也从未提起那二十万，好像那钱从来没存在过。但我知道她忘不了。每年除夕，她都会在父亲遗像前摆上一副碗筷，有一年大雪，她端着一碗饺子站在门口一个多小时，只是等着舅舅回来。母亲临终拉着我的手，嘱咐我不要恨舅舅，说那钱是她借给他的，不是他骗的。她让我答应不要恨她的亲人。十七岁的我低着头流着泪，答应了她。

那年我辍学了，没读完高中。不是不想念书，而是家里实在承担不起学费。屋子是土坯房，下雨就漏水，锅里常常见底，米缸里的米也越来越少，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